口述：江亚波 
　　整理：朱乔夫

　　今年7月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领导批示，由省农办牵头，省综治办、省公安厅等8个单位组成3个调研组，对浙南农村留守儿童作了一项专题调研。
　　让调研人员感受深刻的是，这些留守儿童比普通孩子更渴望得到他人的引导和关爱。调研人员一致认为，怎样使这些留守儿童有一个正常、健康的心理，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，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　　为此，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省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江亚波。

　　留守儿童
　　占了全校学生的70%
　　说起这次在丽水地区的调研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这些孩子真的太需要关爱了。
　　我们第二小组一行4人是7月24日出发的，目的地是丽水地区。我们在3个地方进行调研：遂昌、松阳和丽水市。
　　预定计划是从遂昌县的高路湾镇开始的。形式也是早就安排好的，就是自下而上地进行走访、察看村居、农户，然后村、乡镇、县、市逐级召开座谈会。
　　丽水市的251万总人口中，农村人口有209万，占了84%，而如此大的农村人口比例中，竟然有33.15万的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。因此，按省妇联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鉴定标准（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，其父母均连续外出工作数月或全年累计外出6个月以上），丽水地区竟然有2.7万名留守儿童，占了丽水全市中小学校学生总数的10.9%。
　　告诉你一个难以相信的事实，小小一个庆元县，就有1628名留守儿童，而在青田县，居然有8700名。我们在青田县重点侨乡方山乡中心学校了解到，这个学校汇集了父母在全世界38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，留守儿童占了整个学校学生的70%。
　　庆元县某乡的小丽（化名）是该县1000多名留守儿童中的幸运者。小丽今年11岁，读5年级，父母长年在国外打工，她从小寄居在爷爷、奶奶家。小丽学习成绩好，长得又漂亮、活泼，还和县某机关女干部（代理妈妈）结成了对子。我和她交谈时，发现她比一般同龄孩子要成熟、懂事得多。
　　“我是班干部，学校老师、代理妈妈都非常关心我，我很少想爸爸妈妈，从小到大也习惯了，反正每年春节总能见上一面，每次他们都会给我买几件新衣服，还没开学他们又匆匆走了”。
　　尽管小丽说与父母长期分离并未给她造成什么影响，但从她越来越没有底气的语气中，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丝沉重。
　　“我很少与他们通电话，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亲情电话，我很少打，有时打给妈妈，妈妈总是短短几句话‘听话、乖、好好读书，等爸妈攒到钱送你到城里读书，好了别浪费电话费了’。晚上我做梦，梦到好像在一个比‘代理妈妈’住的县城还大的城市里读书”。当大家快离开时，我发现她蹲在客堂边的灶间里剥玉米，眼眶有点湿润。我悄悄地给她拍了张照片，轻轻问：“想爸爸妈妈啦”？她没吭声，点了点头，似乎有一种失落感，木然地望着大家离去的背影。
　　同村的11岁男孩胡平（化名）的情况比小丽差远了。他和婶婶住在一起，甚至说不清父母在那里打工，只知道有个不足2岁的弟弟跟在父母身边。去年春节父母没有回家过年，只托人捎回几百元钱。
　　胡平显得特别拘束，胆小、寡言，面对我们时甚至有点不知所措。
　　“爸妈想了也没用，他们不是每年都回来的。我给他们写过信，但他们从来没回过信。我很想看看弟弟长得啥样？虽然老师和我结对，但晚上我还是一个人睡觉，半夜醒来很怕，很想爸爸妈妈，他们为什么不留一个在家？”
　　我们怕伤了他的心，尽可能注意问话的方式。唉！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的童年，也是在酷暑的夏日，在大跃进的年代里，父亲也常不回家，晚上，母亲总是抱着我躺在院子里的竹榻床上，教我学数数，指着满天的星座教我认，或哼着歌或讲故事。想想我这一代人，虽然物质上匮乏了点，但父母亲留给我的记忆是那么美好。想到这一切，我的眼眶模糊了。

　　“代理妈妈”
　　不能取代妈妈
　　离开遂昌县高路湾镇的小马埠村，又进入了松阳县境内。这次，我们走访的是竹源乡的小竹溪村等几个村。
　　竹源乡最大的特点是山区乡，11个行政村，共有人口6600人，其中有4000多人在外打工，大多从事采植业，分布在江西、湖南、安徽、广西、东北等14个省市、100多个县。
　　当地有句话，全国采植业有60%是松阳人，松阳人当中有60%是竹溪乡人。与其他地区不同，别人外出打工是从贫困农村往富裕城市跑，而松阳人却往比本地更穷更苦的深山老林里钻，甚至数年不回家乡。
　　小女孩向超云（化名）是可重旺村人，才10岁，正在读小学二年级。小超云的父母在河北承包少量松林采集松脂。去年，母亲生了弟弟超山（化名），在外一边带弟弟一边帮父亲，几年才回家一次。小超云参加县里组织的爱心“代理妈妈”结对活动，被县发改局干部选中结了对。由于天性活泼，爱唱爱跳，“代理妈妈”比定时要多些次数接她到家里住，还让她与亲生女儿一起参加音乐培训班。尽管她很开朗，但她还是说，“到了晚上特想爸爸妈妈”。
　　9岁的小女孩范叶妹（化名）自幼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在外打工，常年不回家。小叶妹从小生性内向，孤僻，很少与人交流。
　　小叶妹也有个“代理妈妈”，对她也挺好，常到山里来看她，也接她去城里住过几次，但这些都无法让她理解妈妈的含义。我们在访问中，她几乎没有完整地回答过一句话，不是低着头就是抬头木然地望着我们这些陌生的脸孔。

　　以下一代
　　为代价得不偿失
　　尽管当地政府非常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，但似乎也无能为力改变这样的现状。当地小竹溪村主任告诉我们，现在年轻一点的村干部都常年外出打工，该村的村支书在贵州办了个小型松脂厂，留下村主任、支委、会计3个60开外的老人。
　　他说，他自己两个儿子也在外打工，他们的两个小孩由外婆、奶奶带。“说句让人见笑的话，村里死了个老人，要跑几十里外找五六个村，才能凑齐办丧出殡的男劳力。”村主任显得十分无奈。
　　小竹溪村人口共有1124人，留守儿童48个，他们几年前就想办个少儿俱乐部，今年，东家五十西家一百，加上政府拨款，总算筹集了十几万元钱，建起了少儿俱乐部。现在那里还是个空壳楼，什么活动设施都没有，因为村里还欠着8万元外债，再无能力购置俱乐部器材。
　　走访结束后，我们在村、乡镇、县、市各级的座谈会上，对留守儿童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。
　　其实，留守儿童短期或长期失去父母监护，形成了“隔代教育”、“委托照顾”、“自我监护”的现象，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。这次我们调研发现留守儿童中存在隔代监护教育导致的学习问题、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的心理问题、缺乏完整家教导致的行为习惯问题、监管空档导致的身心健康和安全隐患问题。
　　看来，浙江这个经济大省要健康、长久地发展下去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确实迫在眉睫。如果我们的经济上去了，但下一代人的心理和教育却发生了问题，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！